杨春晖的作品灵感来自重庆大轰炸中的灯笼。

杨春晖设计的不同形式的装置方案。

    川美油画系毕业生杨春晖首次参加双年展，他的装置作品《历史的演艺》收获不少好评

    能参加类似第三届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（下文简称双年展）这样的大展，对许多年轻艺术家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经历，今年刚在川美油画系毕业的杨春晖就幸运得到了这一次机会。双年展对他来说是一次怎样的体验？又会给他带来怎样的改变？重庆晨报记者日前对艺术家杨春晖的参展过程进行了全面跟踪采访。

    去过本届双年展的观众，一定对展厅大门后一组灯笼作品印象深刻。红灯笼、白灯笼还有黑灯笼，全部装在一个个锥形的铁丝筒中。这组名为《历史的演艺》的装置作品，就是杨春晖的参展作品。杨春晖在本届双年展中有两个身份，除了参展艺术家，他还是工作人员之一，负责展务工作。“对现场的掌控，以及对空间的运用，是我以这样的双重身份参加双年展的最大收获。”杨春晖这样对记者表示。

    装置《历史的演艺》

    一共用了1072只灯笼

    构思源自重庆大轰炸

    如果你觉得杨春晖本身负责展务工作，能给他参展带来一定便利的话，那就错了。他的作品同样经历了策展人和专家们的多次评审，才最终出现在双年展上。甚至在第一次评选时，他服务的策展团队就否定了他的参展方案。

    今年年初，本届双年展策展人俞可向杨春晖发出邀请，让他提供参展方案，“当时我一共提交了三套方案，其中包括一件装置作品、一件综合材料作品和一件绘画作品。”但直到8月底左右，杨春晖提交的三套方案都没有被通过。“当时策展团队通知我的综合材料和绘画作品没有通过评选，装置作品待定，而且并不一定能上双年展展出。”

    9月中旬，策展团队邀请专家学者对双年展作品进行学术评审，杨春晖的装置作品通过了专家们的评选。“那时离展览开始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，我马上开始方案的具体创作。”杨春晖的作品构思来源于当年的重庆大轰炸，“当时在轰炸之前，就是用灯笼来预警。”杨春晖给记者介绍，为了完成这件装置作品，他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，发现寓意着喜庆的灯笼，在当时居然是一种特殊的预警方式。“如果挂出红灯笼，就代表着有炸弹轰炸，黑灯笼则代表有毒气弹，所以我就想用灯笼这一元素来完成这件作品。”

    杨春晖完成这组作品共使用了1072只灯笼。“这些灯笼都是根据文献资料上的形状定做的。”当灯笼运到重庆的时候，杨春晖已经开始了他的展务工作：“白天只能用来完成工作，自己的作品是半夜开始布展的。”杨春晖叫来了几个朋友帮忙，连续花了两个晚上，才将1072个灯笼全部撑起来，再分装到30个铁丝筒中。

    “装灯笼的锥形铁丝筒，其形状是来源于防空洞的形状。”现在观众看到的作品，30个铁丝筒是斜排着放在地上，杨春晖告诉记者，他最早设计了两套方案，一套方案是将铁丝筒错落地悬空挂着，另一套方案是将铁丝筒摆成正方形。“在看了场地实际条件之后，我和策展人商量，最后将形状摆成了现在这样，铁丝筒的数量也从60个减少到了30个。”

    影像作品《欢乐颂》

    挑战三屏播放完美效果

    光买硬件就花掉2万多

    因为经费和时间原因，双年展并没有请专业布展公司，所有布展工作由艺术家和志愿者完成，杨春晖就是负责布展工作的艺术家之一。“负责展务需要干很多体力活，有的青年艺术家觉得自己又不是棒棒，所以不愿意来做这个工作。”杨春晖却一口应下了这份工作：“跟着策展人布展，我学习到了对作品的布置方法，还有对展览现场空间的掌控。如果我自己以后有机会做个展，这次学到的这些经验都很有用。”

    加上杨春晖，一共不到10个人组成了双年展布展团队，他们的工作强度可想而知。“因为是新馆，所以我们除了正常布展，还需要做很多基础工作，比如这边还在刷墙，那边就在挂画，另外一边可能还在打扫卫生。”杨春晖回忆说：“那时我们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，其他时间全部在美术馆里布展。”

    除了干体力活，杨春晖们还需要解决很多技术难题。像北京参展艺术家田晓磊的影像作品《欢乐颂》，需要用三台投影仪同时投射到一面墙上，这件影像作品让杨春晖很是头疼。“艺术家寄给我们的有三个版本，其中一个版本只需要一台DVD就能播放，另一个版本需要两台投影仪，而最完美的版本就是三台投影仪的三屏播放。”杨春晖告诉记者，为省事，他们完全可以用DVD播放的那个版本，但为了展出效果能更完美，他们决定挑战三屏播放的版本。“这首先要求要有三台3000流明以上的投影仪，然后片子对显卡的要求很高，我们又专门去电脑城组装了一台电脑，光解决硬件就花了2万多块钱。”有了硬件，并不意味着问题就解决了，怎么样才能让三个屏幕同步播放，杨春晖和他的同伴们钻研了很久，才完成这个难题。

    简介>

    杨春晖，1987年出生于甘肃定西，2013年777全讯白菜油画系硕士研究生毕业，现工作、生活于重庆。

    幕后>

    生活拮据退工作室

    借钱来拍摄纪录片

    杨春晖的父亲是个木工，也做国画装裱，小时候一直在父亲工作室里晃悠的杨春晖，是看着各类国画长大的。“小时候我就喜欢临摹，临摹各种画。”后来为考中央美术学院，杨春晖才开始学习油画。第一次高考因为文化课不理想，杨春晖没有考上央美，在第二年他选择了考川美。“说实话刚开始到重庆不是很习惯，但后来我觉得很幸运。因为只有在川美这样的学校里，我才获得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创造性。”

    “生活确实有点拮据，加上去年我主要在做一部纪录片，工作室没太多用处，我就把坦克库的工作室退掉了。”油画系研究生毕业的杨春晖，按理说不应该缺钱。“的确，我要是去画菜画，或者带培训班都能挣钱，但那太花时间了，会影响我的创作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愿意因为想要改善生活条件去干这些事。”杨春晖去年为了拍一部纪录片，还找开设培训学校的同学借了2万多块钱。“我也没有其他途径还钱，最后只能去他的学校给他上课，以此来还借他的钱。”为了后续拍摄，杨春晖还接下了一批菜画业务。“我连续画了四个晚上，挣了2万多块钱，算是把拍摄这部纪录片的钱全部凑够了。”

    文/重庆晨报记者 孔令强 实习生 李美雪  图/重庆晨报记者 李斌

来源：重庆晨报